​上海滩昔日巡捕房——老闸捕房

上海滩昔日巡捕房——老闸捕房

老闸捕房今貌

在贵州路101号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内，有一栋清水红砖的大洋房，这就是原老闸捕房的主体建筑。

老闸捕房，摄于1889-1931年

老闸捕房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分区捕房，成立于1860年10月，解散于1943年 。

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大批中国难民涌入租界，特别是租界西半部尚未开发的空地（今河南路、山东路以西到西藏路一带），需要大量警力来维持治安，于是工部局租借盆汤弄（今山西南路）丝业会馆，建立老闸捕房，这是租界第一个分捕房，驻有副巡官1人，巡长1人，巡捕16人。

老闸捕房，摄于1916-1917年

不过，初期的巡捕房地处辖区的东北角，不便于进行管理。于是在1887年，工部局花费13485两白银买进南京路51号（贵州路口）网球场的7.212亩土地（租界中区612号地块），将老闸捕房迁至此处。新捕房于1888年8月1日开工，1889年12月13日竣工并投入使用，共耗资46000两。捕房配备有19名西捕，31名印捕和80名华捕，还有可供关押30名华犯、10名西犯、20名乞丐的用房，此外还有一座马厩。公共租界雇用的印度巡捕，都驻在老闸捕房，因此上海人曾称为“红头巡捕房”（印度巡捕多为锡克族人，头裹红布）。

老闸捕房前的印度锡克族巡捕，摄于1907年

1905年，老闸捕房辖区东起山东路山西路，西到护城河，北起苏州河，南到洋泾浜。1938年，该捕房辖区进行了调整，但大致还是这片区域。

1905年老闸捕房辖区示意图（图中红色框内区域，即公共租界中区西半部）

1905年12月18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大闹会审公廨”事件，大批示威群众包围老闸捕房，将其底层和一楼的建筑烧毁，印捕对示威群众开枪，死伤数十人。1906年，工部局在捕房周围筑起10英尺的高墙，以防范冲击捕房事件的再次发生。

老闸捕房，摄于1889-1910年

20世纪初，地处租界繁华中心的老闸捕房辖区经常成为反政府地下政治活动的地点，如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期间，老闸捕房探目张宝荣协同西探，在界内大小客栈逮捕形迹可疑的革命党人。这个探目张宝荣是在1909年3月由总巡捕房奉调到老闸捕房的。又如，据《申报》记载，1912年10月14日下午三时，孙中山先生在公共租界湖北路中华大戏院讲述革命经历与全国铁道计划，以及欧美各国政治实业，男女各界听讲者约有五百余人，老闸捕房捕头特派探目张宝荣、包探顾阿根协同中西各捕至该院内外妥为照料，至下午五时始行散会。

看来，这个探目张宝荣是老闸捕房的骨干探目。干得好的探目也会得到提拔，如，老闸捕房的华 籍正探长尤阿根，服务于公共租界警务处二十余载后，因办事认真，屡破大案，如暗杀女相士王闻莺、萧山绑票案，及花会等大案，1932年9月被提拔为华总探长（仍驻老闸捕房办公）。

老闸捕房外进行手枪演习的特警，摄于1932年

1925年5月30日，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25人，打伤50-6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老闸捕房前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情景

上面的照片是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拍摄的印度巡捕、华籍探捕、急救人员及死伤者的情景。

1930年代初，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堵封，改由贵州路门口进出。原五卅惨案流血地点——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处改建为商铺，即今南京东路766-772号的大光明钟表店。五卅惨案遗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文管会在此树立了勒石纪念碑。

1928年12月9日，老闸捕房探目在北京路877号拘捕了正在开会的共产党人28人。1931年1月17日，老闸捕房探捕在三马路东方旅社、天津路中山旅社先后逮捕共产党员36人，后被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包括著名左翼联盟负责人柔石、殷夫、胡也频等。1933年3月28日，老闸捕房在山西路五福弄9号拘捕了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1908-1983）

3月28日上午，共产党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在闸北共和路一带活动，被市公安局督察员捕获。诘问之下，王供认自己为共产党要人，并称是日下午二时，尚约共产党人罗登贤（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余文化（全国总工会秘书、红军军长张国焘的叔叔）、廖承志等在山西路五福弄九号门牌余家开秘密会议。当即由公安局饬派探员多名，押案犯王其良，于下午二时半，投老闸捕房，请求协助。捕头即命华探万玉柯等按址前往，在该屋楼上东厢房内，先后将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名陆续拘获。晚上十一时左右，由捕房派西捕五人、华捕二人，同乘一车，陪同廖承志回家与母亲何香凝见面。廖承志说明其被捕之冤，西捕经过询问确认两人系母子关系后，即行还押。

身为中央委员的何香凝女士遭此事变，惊痛已极。继念国家自有法律，儿子是否共产党，自有事实可以证明，法律可以解决。同时她通电全国，要求将廖承志解往华界，即死也愿在华界，不在租界。又电告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孙科、何应钦等。并请著名大律师吴凯声为廖承志辩护。孙夫人宋庆龄闻讯后到何香凝处慰问。

1933-04-01《申报》报道廖承志等庭讯经过

在审讯过程中，三人均否认是共产党。廖承志供称，3月28日，奉母命前往山西路五福弄九号，拟晤茶商欧阳纯订购茶叶，运往东北，慰劳前线将士。进门后，欧阳未在，即被市公安局之督察员加以逮捕，看押于老闸捕房。廖承志否认与王其良相识。且始终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更无政治上之派别。

因检方缺乏证据，至31日，将廖承志移解市公安局。当晚，何香凝偕同中委柳亚子，及吴凯声律师，前往市公安局探视其子。旋经市公安局允予保释，由柳亚子、何香凝两位具保，廖承志终获自由。

罗登贤与余文化以及陈赓、陈淑英一起，于1933年4月1日下午，被秘密押往南京。在何香凝的呼吁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七人组成，开展对余文化、罗登贤、陈赓、陈淑英四人的营救工作。罗登贤因营救无效，于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余文化因职务较低，在南京关押六个月后，准予“自新”后被释放。

而拘捕陈赓、罗登贤、余文化等人的巿公安局督察员马绍武，1933年6月14日晚，在赴甜心书寓宴客时，在浙江路小花园总弄东方旅馆后门口被人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