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被特赦后领导特意提醒：你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要学会讲真话

沈醉被特赦后领导特意提醒：你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要学会讲真话

沈醉 图片来自网络

1960年11月28日，沈醉被第2批特赦，为前两期特赦人员中仅有的军统要员。

这对沈醉来说本是好事情，也是莫大的荣耀和信任。可就在沈醉特赦后不久，在一次聚餐会上，沈醉被一位领导特意提醒：

“过于你由于职业关系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应学会讲真话。”

很显然，领导不找别人提醒，特意单找沈醉提醒，只能说明一点，沈醉嘴里说出的真话不多。

当然领导到还是照顾到了沈醉的面子，说沈醉说假话的原因是职业的关系。只要沈醉不做特务了，自然也就会讲真话了。

可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沈醉半辈子都在当特务，说了假话的习惯已经深入骨髓了，让半辈子都说假话人，一下子说真话，这个难度也太大了。

对于成为战犯，沈醉还是挺有委屈的。他认为，自己在卢汉的“云南起义”中立有大功，是有功之臣，不应视为战犯。

确实，在“云南起义”中，当卢汉写了一封让云南的军统分子集结的命令时，沈醉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就用军统的密语重新写了一份命令，这才让包括徐远举、周养浩在内的一大批军统特务落网。在这个意义上说，沈醉是有功劳的。

可是，“云南起义”的结果并不好，蒋军的两个重要人物余程万和李弥都通过欺骗等手段逃脱，这就让卢汉非常气愤。

再加上沈醉等人在被羁押期间还组建了一个七人小团体，这不由得不让卢汉认为，这七个人都是假起义真反抗。因此，在余程万和李弥逃脱后，沈醉就从软禁变成了关押了。

要说沈醉冤，有一点，但也不是太冤。因为他在被羁押期间，曾经往外透露过消息。他借着亲朋好友给他送换洗衣服的机会，往外写过信，并且只要有走之旁的字，那个走字旁就写得特别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提醒他们逃跑。

因此，沈醉被列为战犯其实并不冤。

也可能是当特务太久了吧，他说的话让人真假难辨、不好判断，而且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让很多人遭了不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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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举两例。

一是，他在回忆录中称王耀武的妻子郑宜兰和副官王相宾卷了王耀武所有的钱财私奔了。

王耀武被俘得早，对于家里得情况一无所知。不过，王耀武还算有远见，他在济南被攻破之前曾经嘱咐过他的妻子，一旦情况有变，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上海，二是香港。就是不能去海峡对岸。

因为在上海和香港，王耀武都有一份产业，可以让妻子和7个子女不至于流落街头。

可一旦到了海峡对岸，那就只能依仗蒋氏了。到哪时，即使蒋氏愿意照顾他们，以蒋军几十万的残兵败将和几百万的家属，蒋氏是没有能力把他们全部安置好的。

济南被华野攻占后，王耀武被俘。尤其是王耀武在被俘后还对着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段呼吁蒋军官兵停止抵抗的话，惹得蒋氏大发脾气。在这种情况下，蒋氏没有向王耀武的妻儿动手就已经很给面子了，还能指望他照顾妻儿？

王耀武虽然有很多资产，但在金圆券、银元券横行的年代，即便全部变卖也换不了几个钱。王耀武虽然生财有道，但却不是贪婪之人，他挣得钱要么用在了打通官路上，要么救济了旧部，留在手里的其实并不多。

而且，王耀武被俘后讲的那番话，引起了蒋氏的愤怒，王耀武在军中原有的朋友和旧部即使想要帮王耀武的妻儿，也不敢。

而就在这时，王耀武的副官王相宾不计较厉害得失，帮助王耀武的妻子郑宜兰携带9个子女（其中有两个侄子）乘坐飞机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这个举措本是有情有义之举，可在沈醉的回忆录中，却不是这样记录的。

沈醉被俘得比较晚，又是军统分子，对蒋军将领眷属，尤其是被俘的蒋军将领们的眷属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王耀武的妻子郑宜兰带着7个子女和两个侄子跑到香港这件事情他是很清楚的。

所谓郑宜兰和王相宾私奔一事，这存粹是蒋系内部那些无聊分子在王耀武被俘后的落井下石之举。蒋氏恨不得利用一切手段来打击王耀武，以此消其心头之恨。

沈醉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堂而皇之地记载了这件事，起到的影响是恶劣的。

王耀武被特赦后，本来想要与妻儿团聚，可却突然收到郑宜兰从香港寄来的一封解除夫妻关系的信。这就让郑宜兰和副官王相宾卷了王耀武所有的钱财私奔一事更像真的了。

可事实恰恰相反，郑宜兰之所以不肯回国，还给王耀武邮寄了一封解除夫妻关系的信，并不是郑宜兰无情，反而是郑宜兰对王耀武怀有深情的明证。

为何郑宜兰早不提解除夫妻关系晚不提解除夫妻关系，偏要在王耀武被特赦后再提出呢？要知道的是，蒋军将领在功德林接到这种解除夫妻关系信的人并不少见。

郑宜兰这么做的目的仅有一个，她知道王耀武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妻儿子是王耀武能够在功德林好好改造的动力。一旦王耀武在功德林里收到了自己要解除夫妻关系的信，很有可能会崩溃。

既然如此，郑宜兰又为何要给王耀武一封要解除夫妻关系的信呢？她从香港回来与王耀武团聚不好吗？

这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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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件事，还要从郑宜兰的父亲谈起。

二次东征后，王耀武所在的宪兵营驻扎在福建福州，时任宪兵营营一连长的王耀武得到了当地绅士郑推事的欣赏，王耀武便娶了其女郑宜兰为妻。

后来，郑推事由于历史问题伏法。作为郑推事的女儿，战犯王耀武的妻子，郑宜兰本就内心惶惶不安。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挑唆，郑宜兰哪里敢回去？

因此，在王耀武被特赦后，郑宜兰就给了王耀武一封要解除夫妻关系的信，因为她不能回去，而王耀武身边也要有人照顾，她要和王耀武解除夫妻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让王耀武再找一房妻子。

由此可见，郑宜兰是难得的一位好妻子。而沈醉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在回忆录中写了郑宜兰和副官王相宾卷了王耀武所有的钱财私奔一事。

这不仅是不负责任和信口开河的事情，沈醉给王耀武、郑宜兰以及王耀武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再来说第2件事。

1989年4月24日，杀害杨忠祥将军的主犯张静甫被撤销了当年对其判决的决定，并且恢复张静甫的名誉。可是，张静甫已经被枪决38年了。

张静甫被认定是杀害杨忠祥的凶手，是沈醉提供的信息。

沈醉根据什么认定张静甫就是杀害杨忠祥的凶手？难道这件事他参与过？

其实，沈醉也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如果他全程参与，恐怕他也免不了罪责。

既然如此，沈醉的依据是什么呢？据沈醉检举，在1949年10月26日，张静甫作为有功人员代表，前往重庆，接受了毛人凤的重赏。据说赏金的金额达到了7根金条和4600块银元之巨。

沈醉的逻辑是，如果不是张静甫立了大功，毛人凤哪里会有这么大的手笔赏赐？

可是，在张静甫死了30多年以后，沈醉突然收到了张静甫夫人曾庆云的来信。

曾庆云在信中说道，张静甫并不是杀害杨忠祥的凶手，因为在杀害杨忠祥当天，张静甫并不在重庆，而是在贵阳。曾庆云恳求沈醉，能否再好好查证一番？

要知道的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背负杀害杨忠祥凶手家属以及后代的骂名，会让张静甫全家都不得安宁。

接到曾庆云的信后，沈醉很是犯了一阵合计。张静甫是杀害杨忠祥凶手还是他检举的，如果真的是他弄错了，自己将如何面对张静甫的家属？

好在沈醉还有几分担当。他考虑之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于是，他就委托了相关人员开始调查。

当时，参与直接杀害杨忠祥的一共有6个人，分别熊祥、王少山、陈锦清、杨进、安文芳、王笑先，并没有张静甫直接参与的记载。

并且，在上述4人（有两人逃到了海峡对岸）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关于张静甫参与杀害杨忠祥的片言只语。

既然如此，那直接参与杀害杨忠祥的六个人并没有作为“有功”人员的代表去领功受奖，反而是于此事毫无关系的张静甫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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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一切都是毛人凤在幕后捣的鬼。

张静甫在1939年调到杨忠祥身边担任医官之后，就一直受到杨忠祥的影响，很敬佩杨忠祥的为人。也因此，在1947年1月，张静甫被军统逮捕，判刑3年。

可在1949年8月，张静甫突然被释放了。毛人凤给张静甫开出的条件是，只要张静甫把杨忠祥诱骗到重庆，就可以官复原职。

当张静甫把事情交代给杨忠祥之后，杨忠祥并不感到意外。在他看来，自己早晚都会被蒋氏害死。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张静甫的释放，这也是一件好事。

而就在张静甫准备陪同杨忠祥到重庆的时候，毛人凤下令，本来负责陪同杨忠祥的张静甫等人原地不动。

一直到了半个月后，张静甫等人才接到毛人凤的命令，让他们由贵阳到昆明找沈醉报到。

接着，毛人凤又命令张静甫作为看押杨忠祥特务们的代表到重庆去领赏金，而且还是那种异常丰厚的赏金。

这就给沈醉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杨忠祥是被张静甫杀害的，不然，为什么会让张静甫作为代表去领赏金呢？

其实，这笔丰厚的赏金根本就不是什么赏金，而是毛人凤给特务们发的活动经费。

可由于沈醉被毛人凤一系列的操作迷住了眼睛，单方面靠猜测就认定张静甫是杀害杨忠祥的凶手，以至于在1951年4月15日，张静甫被错杀。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毛人凤在捣鬼不假，毛人凤应该负责也不假，但沈醉如果能够在认真调查之后再提供信息或者表示存疑，也不会让张静甫死掉。

在功德林中，从战犯们对交代材料的态度，基本上就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毕业于正规军校的黄埔将领们要么不提供材料，可只要是提供材料了，那基本上就是真话。除在认识上存在片面之外，假话较少。

而出身特务的人则不同，比如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三位所谓的“军统三剑客”，交代问题时话说的很多，态度也不差。可交代的材料内容中，要么粉饰自己，要么推卸责任，要么避重就轻，撇清自己，真话很少。

这可能也是一种职业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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